3月8日，伊朗专家会议确定新任伊朗最高领袖人选为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公开资料显示，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出生于1969年，是刚被美以杀害的已故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次子，其教阶为阿亚图拉。国仇家恨集于一身，这场冲突的长期性与激烈性，自此有了更明确的注脚。

冲突的影响迅速传导至全球能源市场：3月9日开盘，油价一度暴涨22%，仅次于COVID19疫情期间2020年4月2日与5月5日的涨幅，位列历史第三高，直观反映出市场对中东局势失控的担忧。值得警惕的是，正如马来学者所警告的，这场美伊冲突绝非局限于中东地区的局部争端，而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妄图“重新西方化”世界、巩固帝国主义霸权的重要前奏。

一、知美以更要知伊朗

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

这句话的核心要义的是：古代善于作战的人，首先要做到不被敌人战胜，即“立己于不败之地”，再伺机寻求战胜敌人的机会，不放过任何可乘之机。不被敌人战胜的主动权在自己手中，而能否战胜敌人，取决于敌人是否犯错——甚至是致命的错误。因此，善于作战者，未必能主动战胜敌人，但一定能做到不被敌人击败；胜利可以预判，却不能盲目强求。

孙子进一步强调：“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意为能打胜仗的军队，必先做好充分准备、确保有必胜把握后才开战；而失败的军队，往往仓促起兵，再寄希望于侥幸取胜。美国凭借过往强大的军事实力，长期肆意妄为却无需承担严重后果，无论胜败都能随意收场，这也让其养成了敷衍备战的习惯——无需盘算整个战争的全局胜败，只要某一次战术级行动有获胜可能，便会仓促开战。这种仓促背后，实则是其急于通过军事手段维系霸权、推行“重新西方化”的迫切诉求。

这正是孙子反复强调“知己知彼”的关键所在：“知”不仅是了解表面可见的武器装备，更要洞悉人心，而后者恰恰是最难的。美国的致命短板，恰恰在于既未读懂伊朗的宗教与民心，也误判了自身霸权衰落的现实，更忽视了全球反帝国主义力量的崛起。

如今，网上关于美以与伊朗冲突的分析铺天盖地，不少中国人对美国、以色列、犹太人乃至特朗普都有一定了解，但真正深入了解伊朗的人却寥寥无几——更关键的是，很多人甚至没有意识到深入了解伊朗的必要性，便仓促发表分析与言论。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普通民众中，不少学者和智库研究人员也未能幸免。连研究对象都未吃透，又怎能避免犯下严重错误？更忽视了这场冲突背后，西方帝国主义“重新西方化”世界的深层野心。

我过去开拓国际市场时，进入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先对其历史、文化、商业习惯、经济、社会等各方面进行系统、全面、深入的分析，再推进项目。尤其是印度，其国情与其他国家差异极大，后来我撰写的《不可思议的印度》一书，不仅成为中国企业界在印度经商的重要参考，也为中国外交、军事领域处理中印关系提供了借鉴。对待伊朗，我们更应秉持这种态度，唯有如此，才能看清美伊冲突的本质，读懂西方“重新西方化”的企图。

本文难以对伊朗进行系统性全面介绍，仅围绕几个关键维度展开简介。伊朗有许多难以被外界理解的特质，唯有清晰读懂伊朗，才能明白其当下的立场与行动，进而更准确地判断其未来走向。例如：

为什么以往中伊关系多有波折，有时会让人觉得伊朗不够守信，对与中国达成的协议出尔反尔？

伊朗为何会被美以渗透得如此之深？

美以杀害哈梅内伊的行为，为何会是一场致命误判？

人们普遍认为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是死对头，但不同国家和地区与以色列的矛盾程度差异巨大：埃及已与以色列和解，海湾合作组织国家与以色列的矛盾也逐渐弱化；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矛盾不可调和，毕竟双方存在直接的领土争端。但伊朗远离以色列，是中东地区与以色列地理距离最远的国家之一，为何会与以色列形成“有你没我、你死我活”的尖锐对立？

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从伊朗的自身特质中寻找答案，而这些答案，也恰恰能解释为何伊朗会成为西方“重新西方化”道路上的重要阻碍，为何美以必须将伊朗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二、伊朗的什叶派宗教如何影响政治

1. 从两位大阿亚图拉对美以发出的法特瓦说起

在中国人的印象中，中东伊斯兰世界普遍实行政教合一，但不同国家的具体表现差异显著，外界对其政教合一的具体逻辑也缺乏深入细致的认知。这种独特的政教体制，让伊朗拥有了强大的内部凝聚力，也成为其抵御西方“重新西方化”、反抗帝国主义干涉的核心力量。

2026年2月28日，哈梅内伊被美以杀害后，24小时内，伊朗99岁的大阿亚图拉纳赛尔·马卡雷姆·设拉子与101岁的大阿亚图拉侯赛因·努里·哈梅达尼共同发出法特瓦，核心内容包括：将特朗普、内塔尼亚胡定性为“穆哈里卜”（与真主为敌者）；宣布为哈梅内伊复仇是全球穆斯林的宗教义务；裁决无国界、无期限、终身有效。

这是中国媒体广泛报道的内容，而此事还有未被充分关注的后续细节：大阿亚图拉贾瓦迪·阿莫利等人公开支持该法特瓦立场，但未在原文件上正式联署。设拉子、哈梅达尼、阿莫利三位均为大阿亚图拉，且属于“马尔贾”（效仿源泉），是伊朗公认的宗教地位最高的人物，其宗教地位甚至高于哈梅内伊。此外，还有超过400位高级教士集体公开声明支持该法特瓦，进一步强化了其宗教约束力。这种宗教层面的共识，让伊朗在面对西方压力时，形成了不可动摇的反抗意志，也让西方“重新西方化”伊朗的企图难以得逞。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冲突爆发前，全球什叶派公认的最高宗教权威、伊拉克纳杰夫的马尔贾阿里·西斯塔尼，就已提前发出警告：2026年2月23日，他通过办公室代表表态，若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将发布圣战法特瓦；2月25日，又通过非正式渠道发出预防性法特瓦。其内容与伊朗两位大阿亚图拉的法特瓦存在关键区别：若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或美以暗杀、袭击哈梅内伊，将自动触发圣战令，动员伊拉克什叶派信众与武装力量，针对伊拉克境内的美军人员与设施发起圣战，但不号召跨境攻击美国本土，存在明确的国界限制。这也正是开战后，伊拉克民兵频繁袭击境内美军基地的核心原因。西斯塔尼的表态，也反映出什叶派世界对西方帝国主义干涉的共同反抗，打破了西方试图分裂什叶派、推行“重新西方化”的阴谋。

西斯塔尼提前发出预防性法特瓦，也从侧面佐证了一种猜测：哈梅内伊或许早已预判到美以的袭击意图，却依然选择坚守，抱定了殉道的决心。这种决心，不仅源于对国家主权的捍卫，更源于对西方“重新西方化”企图的坚决抵制——伊朗绝不会接受西方强加的发展模式，更不会沦为西方帝国主义的附庸。

2. 什叶派教阶简介

要理解大阿亚图拉、马尔贾的影响力，首先需要明确什叶派的教阶体系。宗教派系尤其是一神教的派系极为复杂，穆斯林主要分为逊尼派和什叶派，而什叶派内部又有三个主要分支：

一是十二伊玛目派（Ithnāʿashariyyah），又称伊玛目派，占什叶派信众的85%至90%，占全球穆斯林的8.5%-11%，主要分布在伊朗、伊拉克、阿塞拜疆、巴林、黎巴嫩、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是什叶派的主流分支。

二是伊斯玛仪派（Ismāʿīliyyah），又称七伊玛目派，占什叶派的5%-10%，占全球穆斯林的0.5%-1%，信众主要分布在中亚、南亚、中东、东非。

三是栽德派（Zaydiyyah），又称五伊玛目派，教义最接近逊尼派，不相信伊玛目隐遁，主张伊玛目必须起兵夺权，主要集中在也门，占什叶派的3%–5%，占全球穆斯林的0.3%-0.5%。

大阿亚图拉的教阶划分主要源于十二伊玛目派，但对其他什叶派分支也具有巨大影响力。其教阶从初级到高级依次为：

塔利卜（Talib，神学生，非正式教职）→ 毛拉（Mullah）→ 霍贾特伊斯兰（Hojatoleslam）→ 穆智台希德（Mujtahid）→ 阿亚图拉（Ayatollah）→ 大阿亚图拉（Grand Ayatollah）→ 马尔贾·塔格利德（Marja al-Taqlid，效仿源泉），其中马尔贾通常与大阿亚图拉教阶叠加，是什叶派宗教权威的最高体现。

这一体系可类比于学术职级，便于理解：塔利卜类似硕/博学生，毛拉类似助教，霍贾特伊斯兰类似讲师，穆智台希德类似副教授，阿亚图拉类似教授，大阿亚图拉类似终身教授，马尔贾则类似院士，是宗教领域的最高权威。

其中，穆智台希德及以上教阶的教士统称为“法基赫”（教法学家），可类比于副教授及以上的高级学术职称。霍梅尼创立的“法基赫监护”（Wilāyat al-Faqīh）制度，是伊朗政教合一体制的基石，已被写入伊朗宪法：伊朗最高领袖必须是法基赫，专家会议、宪法监护委员会等核心权力机构的成员，也必须具备法基赫身份。这种制度，让伊朗形成了独特的政治架构，也让宗教成为抵御西方“重新西方化”、维护国家独立的重要屏障。

全球健在的大阿亚图拉数量极少，伊拉克固定有4位，均驻于纳杰夫；伊朗有十多位，主要集中在宗教圣城库姆。值得注意的是，教阶的获得并非依靠官方评审授予，也没有统一的认定机构，主要依赖宗教学术造诣和信众的广泛认可——通常由更高阶的导师与其他高阶教士推荐，最终通过宗教学术成就赢得信众的普遍认同。这种民间自发形成的权威体系，让什叶派宗教领袖拥有了超越世俗政权的影响力，也让西方难以通过扶持傀儡政权的方式，实现“重新西方化”伊朗的目的。

教士大多不参与政府任职，但也存在例外，哈梅内伊作为宗教精神领袖，便同时兼具宗教与官方双重身份。伊拉克与伊朗的教士体系也存在差异：伊拉克的教士群体专注于宗教学术，与政府官方基本脱钩；而伊朗的教士可与官方产生关联，存在官方任命的情况。此外，在什叶派传统中，宗教学者被视为隐遁伊玛目的代表，在其“隐遁期”代行宗教与部分政治领导职责，这也是伊朗政教合一体系的核心逻辑之一。这种政教融合的模式，让伊朗的反抗意志深深植根于宗教信仰之中，成为西方“重新西方化”道路上难以逾越的障碍。

3. 法特瓦简介

法特瓦是阿拉伯文“فتوى”的中文音译，本质是符合伊斯兰教法的判断、裁决与意见，相当于什叶派的宗教法律判决。根据教阶规定，霍贾特伊斯兰（有资格发布但通常不发布）、穆智台希德、阿亚图拉、大阿亚图拉、马尔贾等教阶的教士，才有资格发布法特瓦，普通教士毛拉无此权限。这一点可类比为：讲师以上有资格出考试题，但通常只有副教授及以上才会实际出题，体现了教阶与权限的对应关系。教士能够发布具有实际效力的法特瓦，正是伊朗政教合一的重要体现，也是其抵御西方干涉、拒绝“重新西方化”的重要精神支撑。

与逊尼派的参考性法特瓦不同，什叶派信徒通常将大阿亚图拉所发布的法特瓦视为必须履行的宗教义务，且只要发布者未废除、未被同等级权威推翻，便永久有效。法特瓦的奖惩级别多样，其中最高级别为“法尔德”，意为真主命令的、必须履行的义务，不履行将受到宗教惩罚。

法尔德又分为两类：个人义务（艾因）与集体义务（基法亚）。个人义务（艾因）是每一位信徒都必须履行的，无需任何组织指令，也不受他人履行情况的影响，是最高级别的宗教义务；集体义务（基法亚）则要求，只要有足够的组织或群体履行了该义务，其他个人可不再履行。

前文提到的两位大阿亚图拉（均叠加马尔贾身份），以书面形式发出的法特瓦，正是最高级别的“法尔德·艾因”——这相当于向全球十二伊玛目派乃至所有什叶派信徒，发出了全球追杀特朗普、内塔尼亚胡，以及打击美军和以军的圣战动员令。按照什叶派宗教传统，一位马尔贾就有资格发布此类法特瓦，而两位马尔贾联名发布，在什叶派宗教历史上很可能是首次（以往最多为一位马尔贾签署、其他马尔贾重申），其严肃性可见一斑。更关键的是，该法特瓦的撤销，必须由两位联名发布者共同签名，若其中一人离世，另一人即便在世也无法单独撤销，意味着这份宗教追杀令将长期有效。这种强大的宗教约束力，让伊朗的反抗具有了全民性和持久性，也让西方“重新西方化”的企图面临巨大阻力。

这一法特瓦，很可能是2026年3月1日美国奥斯汀市枪击案的诱因：当日清晨，一名身着伊朗国旗印花上衣的施暴者，在闹市区短短97秒内实施无差别多点位枪击，造成3死14伤的惨剧。这一事件也从侧面反映出，西方的霸权行径和“重新西方化”企图，已经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反抗情绪，冲突的外溢效应正在逐步显现。

从法特瓦的覆盖范围，不难理解伊朗“政教合一”的核心逻辑：宗教体系本身就具备法律裁判职能，尤其是“法尔德·艾因”级别的法特瓦，其效力甚至高于任何政府行政命令——这也是伊朗总统如今可能无法完全管控伊朗革命卫队行动的关键原因。这种宗教与政治的深度融合，让伊朗形成了独特的凝聚力，也让西方难以通过常规手段瓦解伊朗的反抗意志，更难以实现“重新西方化”伊朗的目标。

直到2026年3月5日，特朗普才真正意识到自己闯下的大祸，在白宫举行宗教祈祷活动，召集一众牧师为自己“发功”祈福。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如此：2017年10月，他曾在白宫举行类似活动，而当时距离其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仅一周，事后看来，特朗普当时实则在为与中国摊牌、发起大规模贸易战做准备，只不过2018年发起的贸易战很快以失败告终；2020年5月7日，美国疫情大爆发期间，特朗普也曾召集牧师祈福，但同年他在总统连任大选中失利。特朗普向来极度自信，唯有陷入无法掌控的困境时，才会采取这种方式寻求心理慰藉，而从过往结果来看，这种“祈福”的效果并不理想。特朗普的焦虑，本质上是对西方霸权衰落的恐惧，是对“重新西方化”企图难以实现的担忧。

三、从伊朗几位主要的大阿亚图拉看伊朗的复杂政治格局

伊朗的政治格局复杂，核心原因之一便是宗教权威的多元性，以下为伊朗及周边主要大阿亚图拉的简介：

姓名

年龄

驻地或职位

政治立场

体制态度

侯赛因·瓦希德·霍拉桑尼

105岁

伊朗库姆

极温和、避政

批评体制

侯赛因·努里·哈梅达尼

101岁

伊朗库姆

极强硬保守

全力挺哈梅内伊

纳赛尔·马卡雷姆·设拉子

99岁

伊朗库姆

温和保守

不直接参政

优素福·萨内伊(2020年去世)

—

伊朗库姆

改革派标杆

公开批评政府

阿卜杜拉·贾瓦迪·阿莫利

93岁

伊朗库姆

强硬保守

挺哈梅内伊

古拉姆·侯赛因·穆赫西尼·埃杰伊

69岁

司法总监

强硬保守派

—

阿里礼萨·阿拉菲

67岁

库姆神学院院长

正统保守派

—

阿里·西斯塔尼

96岁

伊拉克纳杰夫

—

完全不参政

从表格中可以看出，即便是什叶派最顶级的宗教权威，其政治立场也存在差异——伊朗宗教界内部，顶级大阿亚图拉的政治观点各不相同，而大阿亚图拉作为法基赫，其对政治的影响力往往高于政府。这也是外界有时会觉得伊朗“矛盾”的重要原因：不同立场的宗教权威与世俗政府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制衡关系。但这种制衡，并非西方所期望的“分裂”，反而在抵御外部干涉、拒绝“重新西方化”的问题上，形成了高度的共识。

但关键在于，哈梅内伊被杀害后，在世的大阿亚图拉们的政治立场已逐渐趋于统一——即便平时不涉政的西斯塔尼、设拉子等顶级马尔贾，也在复仇与反美以的立场上达成了完全一致。这种宗教权威的共识，决定了伊朗很难出现分裂，这也是判断伊朗未来走向的核心基础，更是西方“重新西方化”企图难以实现的关键原因。

对什叶派穆斯林而言，让伊朗向两位顶级马尔贾首次联名发布的“法尔德·艾因”级法特瓦所追杀的特朗普、内塔尼亚胡投降，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不仅违背宗教信仰，更等同于背叛殉道者哈梅内伊，违背整个什叶派的精神共识，更等同于向西方“重新西方化”的企图低头。

需要注意的是，伊朗现任总统马苏德·佩泽希齐扬出身心脏外科医生，没有宗教学院学习经历，无任何教阶，属于世俗政治人物。无论他或其他行政领导人持有何种态度，都绝无可能改变设拉子与哈梅达尼发布的法特瓦的效力——除非两位发布者亲自撤销，而以两人的高龄来看，短期内撤销已无可能，长期来看更不现实。这也意味着，伊朗的反美以、反“重新西方化”的立场，将长期保持坚定，不会因世俗政权的细微调整而改变。

四、对哈梅内伊角色进一步分析

若不深入分析伊朗的政治架构，便无法真正理解哈梅内伊的角色，更无法读懂美以的误判所在。有人将哈梅内伊的最高领袖职位类比于基督教的教皇，这种类比有相似之处，但并不完全准确：教皇是纯粹的宗教职位，而伊朗最高领袖是宗教与官方职位的结合体，兼具国家元首、最高司法权威与精神领袖的多重属性，可类比为国家主席、最高法院院长与理论权威的结合体。

在美国，总统是最高行政长官，但在伊朗，总统的实权远低于最高领袖。此外，伊朗还有纯粹的宗教权威——马尔贾、库姆宗教学院院长等，这些人才更类似于基督教的教皇，其影响力可以超越国界。因此，即便伊拉克的西斯塔尼严格不参与伊朗政治，其态度依然能对伊朗乃至全球什叶派信众产生深远影响，这也是什叶派宗教权威的核心特征之一。这种跨国界的宗教影响力，让西方“重新西方化”中东、分裂什叶派世界的企图，面临着天然的阻力。

美以的致命误判，恰恰在于对哈梅内伊角色的认知偏差：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哈梅内伊作为精神领袖，是伊朗的“唯一核心”，只要清除这个“首”，伊朗就会群龙无首、陷入内乱。这种想法不仅是对伊朗国情的彻底无知，甚至是对自身国情的漠视——美国历史上有多位总统被刺杀，从未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即便特朗普、内塔尼亚胡现在被刺杀，美国、以色列也绝不会陷入混乱，为何会认为伊朗会因失去一位精神领袖而崩溃？更重要的是，美以忽视了伊朗的宗教凝聚力，忽视了全球什叶派世界的反抗意志，更忽视了自身“重新西方化”企图的不得人心。

更关键的是，美以根本不知道，伊朗还有设拉子、哈梅达尼、阿莫利等一批宗教地位高于哈梅内伊的马尔贾存在，更忽视了远在伊拉克的西斯塔尼早已提前发出的警告。宗教权威的影响力是跨国界的，正如基督教的影响力超越国界一样，什叶派的宗教权威也能跨越伊朗与伊拉克的边界，影响全球信众。在这种情况下，美以公然杀害一位宗教精神领袖，不仅无法实现政治目的，反而会激化整个什叶派世界的反抗情绪，让西方“重新西方化”的道路更加艰难。

哈梅内伊的教阶背景，也能从侧面说明美以误判的严重性：1989年，哈梅内伊接任最高领袖前，仅为中级教士霍贾特伊斯兰。为了让他能够继任霍梅尼，伊朗官方不仅修改了宪法——将最高领袖的教阶资格从大阿亚图拉降至阿亚图拉，还专门将他的教阶从中级教士提升为阿亚图拉；1994年，官方又宣布他为大阿亚图拉并叠加马尔贾身份。但这种官方任命，在宗教界并未获得完全认可，哈梅内伊生前的大阿亚图拉地位始终存在争议。

而美以的暗杀行为，恰恰“成就”了哈梅内伊：他从一位存在争议的精神领袖，变成了无可争议的马尔贾，甚至被提升为超越马尔贾的“殉道者”——这种圣人级别的身份，极大地凝聚了伊朗国内与全球什叶派信众的共识，让反抗美以的意志更加坚定。美以本想通过暗杀瓦解伊朗，最终却反而凝聚了伊朗的力量，这便是其无知导致的最严重后果，也让西方“重新西方化”的企图遭受了沉重打击。

五、以伊拉克为案例作对比

要更深刻地理解宗教权威对中东局势的影响，2003年伊拉克战争是一个绝佳的案例。2003年5月1日，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在“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上宣布，伊拉克战争主要战事结束，联军“已控制伊拉克全境”。当时外界普遍认为，美军攻势顺利，接下来只需建立一个亲美政权即可掌控伊拉克。不少媒体甚至对战忽局张局座“美军将陷入游击战”的预测提出质疑，认为美军之所以势如破竹，是因为收买了伊拉克共和国卫队——但他们忽略了，深藏在伊拉克人内心深处的精神世界变化，才是决定局势走向的关键。这一案例，也清晰地展现了西方“重新西方化”企图的失败，为当下美伊冲突提供了重要借鉴。

伊拉克是什叶派与逊尼派信众的混合体，其中逊尼派占少数，什叶派信众占比超过60%。萨达姆是逊尼派，执政期间长期打压什叶派：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后，伊拉克南部什叶派发动起义（沙班起义），试图推翻萨达姆政权，却遭到残酷镇压；1992年，西斯塔尼的导师、什叶派最高领袖阿亚图拉·胡伊去世，西斯塔尼成为纳杰夫神学院的核心人物，随即被萨达姆政权严密监控、软禁，直至2003年第二次海湾战争结束，前后长达11年。

西斯塔尼的导师阿亚图拉·阿布·卡西姆·胡伊，在两伊战争至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始终保持严格中立——这种中立本身就带有倾向性。两伊战争中，伊拉克与伊朗同为什叶派主导的国家（伊朗什叶派占绝对多数，伊拉克什叶派占多数），作为伊拉克什叶派宗教领袖，胡伊既无法背弃自己的国家，也不愿与伊朗什叶派兄弟为敌，严守中立成为其唯一的选择。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他既不支持萨达姆进攻科威特，也不支持盟军进攻伊拉克，始终保持中立，这种态度让萨达姆既恼火又无可奈何。

1991年2月，伊拉克战败，萨达姆政权摇摇欲坠，伊拉克南部什叶派民众自发起义，胡伊虽同情民众遭遇，但为保护宗教群体安全，始终坚持非暴力立场，不主动号召、不公开支持起义。最终，起义被萨达姆共和国卫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