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聊聊“解读”这件事，以及人类的解读本能和“不安全感”之间的深层关联。

拿最近两件热议的事情举例：一个是索隐派的兴起，另一个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解读热潮——这两件事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却共享着同一个底层逻辑：在不确定性中，人们试图通过解读寻找确定感，而这份对确定感的执念，根源正是不安全感。

（还是老规矩，公众号文章是删减版。相关完整版大家可以在发现叙事的substack中看到：分别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解读已经变成了一件门槛非常高的事情：决策层到底xxxxx》；以及《夭折的播客》。订阅方法请见置顶留言）

如果不想看文字版，也可以听听我昨天录的播客。

01 索隐派：不安全感催生的“智识狂欢”

首先，我们从“索隐派”开始。这个词最近经过热烈讨论，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所谓索隐派，本质是一种“沾一点边就硬往上靠”的解读方法：你可能觉得是荒诞段子，但很多人会当真；它能精准激发人们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并在潜意识中划分出“你们”vs“我们”的部落对立。

索隐派并非中国独有，全球都有其变种。最近马来西亚一位女教授的讲课内容引发争议：她告诉学生，早在扶南王国（公元1—7世纪，史籍记载的东南亚最早国家之一）时期，古代马来人就是造船与航海大师；罗马人根本不会航海，是在 Mediterranean 与东南亚贸易航线上遇到马来人后，才学会了先进的造船技术；马来半岛发现的数千座古代炼铁炉，年代可追溯至公元前788年，当时生产的铁器曾供应给维京人和俄罗斯人；甚至古代马来人会飞，还精通阿拉伯语、英语等多种语言。

她的结论是：马来世界才是文明的摇篮。

这属于典型的“民族主义索隐”：不需要考古证据支撑，只需要一套自洽的情绪逻辑——因为我需要“我们的民族很伟大”这个结论，所以历史必须为此配合。至于为什么现在全球各地都流行这种“让历史配合自我认同”的解读，答案或许藏在全球右转的大趋势里——当下全球右转的速度，确实比F1赛车还要迅猛。

解读索隐派的复兴，有很多角度，但我更倾向于从人性本身找答案：我们的大脑到底在追求什么？

胡适当年早已用扎实的史料考证推翻了《红楼梦》相关的索隐派观点，证明此书就是曹雪芹的家族自传。可为什么100年后，索隐派在社交媒体上反而活得更旺？

最直观的原因是，社交媒体的传播逻辑更青睐“联想”而非“考证”。比起需要沉下心研读史料的“考证款”，“看着像就是了”的“联想款”更适合大众传播，门槛极低。

更核心的原因是，索隐式联想能给人带来强烈的智力优越感。这一点，科幻电影《这个男人来自地球》（The Man from the Earth）给出了绝佳注脚。

这部经典小众电影的剧情很简单：哈佛教授John突然宣布搬家，朋友们前来欢送时追问原因，他终于道出真相——自己不会变老，每隔一段时间必须搬家，否则会暴露身份。接着，他在一群顶尖智商的哈佛教授面前，抛出了一个颠覆性假设：自己是活了14000年的洞穴人，甚至就是耶稣。

一开始教授们全不相信，但随着John讲述一段段历史，总有人能用自己的学科知识为这段荒诞叙事补充细节、完善逻辑，把它“讲圆”。这个过程带来了极致的智识快感：“看，这我能解释，我能连接，我能推导”。越解释越上头，越上头越停不下来，最终把“细节拼凑”和“解释欲”推向顶峰。

人类的大脑对“可解释性”有天然的执念，尤其是当你能把一个荒诞故事用知识体系包装成“似乎合理”的那一刻，就再也不想从这套逻辑里下车了。从《红楼梦》的过度解读，到“马来人创造人类文明”，再到“Taylor Swift是纳粹符号”“某财团操盘一切”，背后都是这套逻辑在作祟。

拉蒙在《为什么我们相信阴谋论》中精准点出：这类叙事在今天的舆论场之所以有市场，核心是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求，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不安全感。当人缺乏安全感时，会本能地拒绝接受小概率事件的偶然性，坚信“事出反常必有妖”：《红楼梦》一本讲情情爱的小说，怎么能成为四大名著？肯定是“有深层隐喻”；肯尼迪遇刺这么大的事，怎么可能是一个路人单独完成的？背后必有庞大阴谋。

这本质上是通过不断寻找“解释”来理解周遭环境、降低不确定性的心理代偿。“一切背后都有真相，众人皆醉我独醒，我能看出你们看不见的暗线”——这种心态，我年轻时也有过。那时候总爱写一些自以为很聪明的文章，觉得自己看透了市场泡沫，还爱把别人比作“羊群”。现在回头看，不过是怕文章不被认可、怕别人看出自己资历尚浅的不安全感在作祟。

当下的社会氛围，最不缺的就是不安全感。“求解释”成了刚需，这也意味着索隐派会长期存在。别忘了，地平说在被科学推翻500年后，至今还有信徒。

02 中央经济工作解读：不安全感下的“政策索隐”

不安全感催生的解读欲，在另一件事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也是我每年必做的工作：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这些年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通稿，明显感觉难度逐年升级，越来越考验综合能力：既要理解政治语境、叙事框架、部门博弈，还要精准揣摩“用词选择”的细微变化。这份难度，比猜测鲍威尔在FOMC会议上用“hello everyone”还是“good afternoon”开场要大得多。

正因为这件事太重要，如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几乎享受到了和FOMC一样的待遇：中外分析师同步解读，但风格差异显著。国内分析师更熟悉本土语境，对词序、排序、口径的细微变动高度敏感，练就了类似“索隐派”的基本功，能从一词一句的变化中推测政策导向；而外国分析师的需求更直接：什么信号？怎么落地？能不能转化为“buy”或“sell”的具体路径？

今年的会议通稿有个明显特点：篇幅比往年短，很多关于具体困难的表述都被删减了。去年通稿里还有“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的表述，今年完全没提。

“不提困难了”该怎么解读？这成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有的解读认为，这说明决策层判断困难已经得到解决；有的则认为，决策层清楚困难仍在，但将其定义为“转型的阵痛”而非“周期的力量”——转型阵痛通过努力可以克服，只需继续熬一熬、调整结构；而对抗“周期的力量”需要下猛药，快准狠止血。但猛药总有副作用，治标不治本；治本还得靠“中医调理”式的渐进调整。

但一年又一年过去，“下猛药”的概率越来越小。最直接的证据，是今年通稿里的关键表述：要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集成效应”。翻译成通俗的话就是：已经出台的政策不少了，你们先把现有政策执行到位，再谈新政策的事。

“自媒体式解读”则更简单粗暴，完全延续了索隐派“沾边就靠”的逻辑：读到“规范税收优惠”，就解读为“财政要急刹车”；读到“房地产排序下降”，就断定“彻底放弃房地产”；剩下的内容连读都不读，直接抛出惊悚结论。

今年各分析机构的解读标题也越来越“凝练”：野村用“（决策层）不着急了”（“less urgent”）概括，摩根士丹利提出“托而不举”（“cushion, don’t lift”），国内券商则强调“稳中求进、结构优先”。这些表述看似专业，在不少人眼里却能被简单概括为“躺平”。

吐槽到此为止，我们还是客观看看有哪些具体结论——从财政、货币、房地产、消费这四大核心领域，感受一下宏观分析师如何用类似索隐派的“细节捕捉能力”解读政策线索。需要说明的是，房地产相关的详细解读，大家可以移步substack查看完整版。

03 财政与货币：从“扩增量”到“优存量”的信号

先看财政。今年通稿最明显的变化，是财政工作的重心发生了转移。去年强调的是“惠民生、促消费、增后劲”，今年则聚焦“规范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和“重视解决地方财政困难”。

这背后的信号很明确：财政资金要优先用来稳住财政体系本身。说句不太好听的大白话，就是“救民先救官”——地方政府的日常运转已经成了大问题，再不兜底，恐怕连公务员队伍都要面临裁员压力（虽然有消息说三四线城市已经开始裁员，但我没有确凿证据）。

但问题随之而来：地方政府的运转稳住了，企业的账期还被压着，居民现金流依然紧张，消费岂不是更难提振？

通稿给出了回应：会“加紧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可熟悉政策落地情况的人都知道，去年10万亿债务置换后，很多地方都优先保工资、保运转，企业欠款并没有得到系统清理。这就形成了一个死结：财政资金先救地方政府，才有主体去清理欠款；但不还清欠款，企业就没钱运营，没钱交税，地方政府就没税收收入，还是没钱清理欠款……这种循环，在全世界大部分国家的财政治理中都堪称“老大难”。

相比之下，今年的货币政策表述更专业细腻，也更值得关注。其中最核心的变化是，通稿把“物价合理回升”上升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这相当于正式承认，通缩压力已经是当前经济的现实问题。

这些年分析师对政策的期待阈值其实在不断降低：从曾经期待决策层主动解决问题，到现在看到“承认问题”的蛛丝马迹就已经很激动。而承认通缩压力后，货币政策的发力方向也更清晰了：从过去的“控总量”（追求社融、M2与目标匹配），转向更看重“价格信号”（通过调整政策利率引导市场预期）。正如专家解读所言，这反映出后续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和物价回升的诉求更强，同时降低了对金融体系规模的关注度。

05 消费：重视与隐忧并存的“安全感命题”

消费在今年的会议部署中被摆在了首要位置，篇幅也不少——这份重视程度毋庸置疑。但要明确的是，即便重视，也别指望消费能一下子把经济拉起来。从政策导向看，还是以“润物细无声”的边际改善为主：以旧换新政策会继续，但补贴力度可能逐步减弱；养老金会小幅上调；生育和学前教育的负担也会想办法减轻。一切都在悄悄推进，不搞大张旗鼓的刺激。

值得重点关注的是，会议明确提出要把灵活就业和新业态从业者尽可能纳入社保覆盖。这个方向绝对正确——只有当人们的基本保障有了着落，才敢放心花钱，这对缓解“因不安全感而拼命存钱”的心态至关重要，长期来看必然利好消费。

但这里有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交社保需要从工资里扣除，这会直接减少打工人的到手现金，可能产生“挤出效应”。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配合结构性减税或阶段性补贴来对冲；否则很可能重演“愿望很好，但节奏没踩对”的尴尬剧情——政策初衷是好的，却没能达到预期效果。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服务业这次被放进了“创新”章节。以前对服务业的要求，更多是“降低准入门槛、扩大规模”；现在提到“创新”，意味着决策层已经把服务业当成了提高生产效率、解决就业问题的新引擎。客观说，这是个非常积极的信号：硬科技、AI、机器人终究是少数精英的领域，中等技能就业岗位的扩容，必须依靠服务业——教育、医疗、养老、文娱（包括播客）、职业培训等领域，只要能适度松绑，既能让人们有地方花钱，又能创造大量就业岗位，这种经济拉动效果，比单纯的修路架桥更贴近普通人的真实感受。

但问题又来了，而且是个绕不开的问题：安全感从哪里来？人们怎么确定服务业不会像当年的教培行业一样，在某个节点突然被收紧？这些疑问，都需要更细致的顶层设计来回应——毕竟，稳定预期本身就是缓解不安全感的关键，而这全是需要耐心的细活。

06 结论：解读分歧的本质，是安全感的差异

关于明年的经济走势，市场上的主流判断大概率还是“前低后高”——其实每年都是类似的判断，这背后反映的是大家对中国式决策的朴素理解：（后面这一句话不敢放进来，请大家移步substack）。

面对这样的经济策略，解读和预测必然会两极分化：有人解读为“审慎稳健”，有人则解读为“躺平”。而人们更倾向于用哪个词来形容，本质上不取决于政策本身，而取决于各自的立场，以及承受不确定性的能力——说到底，还是安全感的差异在主导解读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