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约翰·塞尔于近日去世，享年93岁。或许很多人对他的名字并不熟悉，但他提出的思想实验“中文屋”却是人工智能哲学史上的经典命题，与“图灵测试”并列，不仅挑战了机器是否能“理解”的界限，还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心灵的本质。在学术之外，塞尔与深度学习之父Hinton之间的一段往事也颇为有趣。

学术分歧与电视交锋

上世纪70年代的一场电视录制，让Hinton至今难忘。当时，Hinton与塞尔被安排共同录制一档节目。录制前，Hinton向丹尼尔·丹尼特请教是否该参加，丹尼特劝他“最好别去”，但Hinton以为只要事先与塞尔约好不谈“中文屋”就没问题。然而，节目一开场，塞尔便举起麦克风说当天要和连接主义者Geoffrey Hinton对话，还称他肯定不会对中文屋实验有问题，这直接打破了约定。Hinton当场懵住，又无法当众反驳，只能硬着头皮回应。接着，塞尔展开“哲学拷问”，说如果把Hinton大脑里的每个神经元都换成芯片，慢慢就会失去他。Hinton彻底无语，制片人提醒他要强势一点，他却只能默默看着窗外，那两小时的录制被剪成一小时成片。直到2022年，在与斯蒂芬·汉森的连线访谈中，Hinton仍将那次节目称为“极其痛苦的经历”。

这场尴尬交锋的根源在于两人的学术分歧。Hinton早年和他人以并行分布式处理（PDP）闻名，主张心智是分布式网络，通过神经元之间的激活模式来表征知识，即连接主义；而塞尔将人工智能一概视为“符号操作系统”，未区分符号主义与连接主义，这使得Hinton在与他辩论时，被迫在对方的语义框架内作答，处于不对称的劣势。

个性乖张与学术锋芒

塞尔的个性十分乖张。有一次，他得知某门哲学导论课的宣传册上印着三位哲学家的照片——勒内·笛卡尔、大卫·休谟，还有他自己，他淡淡地说：“那另外两个是谁？”这句话狂得离谱，却又极有他的风格。他早年获得罗德奖学金，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转入英国牛津大学，在奥斯汀指导下完成学位与博士论文后，于1959年加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长达六十年。他以犀利直言著称，当哲学家就像谋杀，每天早上醒来用头撞一堵砖墙，直到撞出一个洞。

塞尔一生不断与主流理论对抗，与丹尼特、德里达的争论是二十世纪后半叶哲学史上的标志性场景。1980年，他发表“中文屋”思想实验，矛头直指强人工智能。在意识问题上，他也锋芒毕露，以科学为评判标准，与神经科学家结盟，主张心智经验源自大脑功能，否定一切模糊的“精神”概念，认为意识只是神经放电的产物。

中文屋思想实验

“中文屋”是塞尔于1980年提出的著名思想实验，旨在反驳强人工智能的主张。实验设想一个不懂中文的英语使用者被关在封闭房间里，房间内有本用英语写的规则书，指导如何根据输入的中文字符操作和输出中文回复。虽然操作得能让外面的人误以为房内的人懂中文，但实际上房内的人并不理解中文语义。塞尔由此论证程序只能模仿智能的形式（语法层面），不能拥有真正的理解能力（语义层面），强调智能不仅要能处理符号，更要能建立符号与对象间的语义联系，质疑了图灵测试的有效性，认为机器虽能在行为上表现出“智能”，但不一定真正理解信息，程序运行是语法性的，而人类理解依赖对意义的把握。

这一思想实验影响深远，如今人们面对GPT等语言模型时，仍常以此为喻，认为它们只是“模拟理解”，而非“拥有理解”。不过，关于AI是否真的只能处理数据而无法理解内容，这一争论从未停止。玛格丽特·博登、约翰·麦卡锡、史蒂文·平克等学者都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Hinton则认为大型语言模型确实“理解”语言，这种理解是以模拟人类认知的方式进行的，亿万特征的互动本身也是一种理解。

选择中文的深意

至于为什么选择中文，塞尔后来轻描淡写地说选一种自己完全不会的语言，假定有人编写了“理解中文”的程序。网友们认为这背后有两种解释：一是反映了西方语境中的文化刻板印象，英语中常说“It’s all Chinese to me”表示完全听不懂；二是中文独立的文字系统切断了拉丁字母语言间词形或语源可辨的可能，使“不可理解”更为彻底，“中文屋”也因此成为哲学史上最具隐喻张力的思想实验之一。

塞尔的一生既以锋芒立名，也以争议收场。2017年，他因多起性骚扰指控被伯克利撤销荣誉教授头衔，其以他命名的“塞尔中心”随即关闭，引发轩然大波。但他提出的“中文屋”思想实验，无疑是他对哲学和人工智能领域最具代表性的贡献，持续引发着人们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