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资本“谋杀”的睡眠
日期:2025-08-14 21:17:10 / 人气:1
"睡眠是人类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是休息、修复和梦境交汇的场域,但在过去100多年来却遭到日益深重的侵蚀和剥夺。尤其随着注意力经济的崛起,以及新技术的快速迭代和消费主义的无孔不入,人类社会逐渐被双重裹挟进了一种没有间隙的持续状态,并最终形成了一种24/7(即全天无休、全年无休)的新模式——睡眠不足引发的健康危机正在成为一个令人担忧的全球性现象。
这背后隐藏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可怕观念:睡眠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被视为“无用功”——它既不能创造经济价值,也无法提高生产力,因此被视为懒惰和缺乏进取心的象征。在某些行业,熬夜甚至成为衡量员工努力程度的标准。
在《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以下简称《24/7》)一书中,美国著名艺术史家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向世人描绘了这样一个睡眠被资本谋杀的世界:这个24/7的新模式意味着一切有节奏韵律的、绵延的时间感被消灭了,随之而来的白天与黑夜、工作与休闲、公共与私人间的界限被抹除,朝向未来的纽带也被切断,一切都是当下,只有当下——我们仿佛生活在一个乔伊斯的世界里,没有普鲁斯特,也没有卡夫卡。
这个星球被重新想象成了一个永不停息的工作场所或一个永不打烊的购物商场,里面有无穷无尽的商品供你精挑细选,给人无限光明的幻觉。在无眠的状态里,生产、消费和废弃没有片刻停歇,大大加速了生命的消耗和资源的枯竭。可悲的是,这一切不是科幻小说中的虚构,而是如今人类境况的真实图景。
睡眠=失败?
在电影《阿飞正传》里有句台词:“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能够一直飞呀飞,飞累了就在风里面睡觉,这种鸟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亡的时候”。《24/7》正是开篇于这样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案例:北美西海岸有一种叫白冠雀的候鸟,它们在迁徙中可以长达7天不眠不休。美国国防部投入巨资研究这种鸟类,以期让士兵达到不眠不休仍保持身体机能良好、斗志昂扬的状态。对此,克拉里写道:“无眠战士之后就会有无眠工人或无眠消费者。医药公司大力推销的不眠产品将会首先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而最终会变成大多数人的生活必需品。”
其实,从亚里士多德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格局中,睡眠的位置一直是相当稳定的。但随着现代性的演进,逐渐有人认识到睡眠与强调生产力和理性的现代观念不兼容。从十七世纪开始,睡眠的地位出现松动。笛卡尔、休谟和洛克仅仅是众多诋毁睡眠的哲学家的个别代表,理由是睡眠无助于人们运用理智或求知。
在那些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中,意识和意志占据优先地位,功利性、目的性和利己的能动性之类的概念备受推崇。与之相比,睡眠失去了价值。休谟的《人性论》开篇指出,“睡眠与狂热和疯癫一道构成了人类追求知识的障碍”。后来,法国军事天才拿破仑(据说一天只睡3~4个小时)也加入了诋毁睡眠的队伍,他曾说:“男人睡6小时,女人睡7小时,蠢材睡8小时。”
到十九世纪中叶,睡眠与清醒间的不对等关系开始变成高低等级的差异,人们认为睡眠会使人退化到更低级、更原始的模式中去,“抑制”了更高级、更复杂的大脑活动。作为十九世纪思想家中的异类,叔本华颠覆了这个等级秩序,认为人类只有在睡眠中才能把握住存在的“真正核心”。
然而,这种摆脱了理性主义思维框架的声音还是显得十分微弱。到十九世纪下半叶,随着人工照明技术的革命性进展,夜班工作制在世界范围内开始推行,资本对黑夜和睡眠的占领从此变得更加放肆。更不消说,进入二十世纪后,电影、电视和娱乐业的兴起让整个黑夜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夜晚的世界如同打开的潘多拉魔盒。对此,克拉里出示了一组令人触目惊人的数字:
如今北美成年人平均每晚睡大约6.5个小时,上一代人睡8个小时,二十世纪初的人则要睡10个小时(尽管难以置信)。
其实,这组数字扩展到全世界范围内同样适用。如今,40%的中国人工作日睡不满7小时。即使是2024年全球人均睡眠时间排名第一的新西兰,也只有7小时27分。谚语“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睡觉”,正在离这个星球上的人们越来越远。睡眠如今不再被看作是必然的或自然的经验。相反,它被看作一种可变的功能,但也可以被控制,与很多其他事物一样,只能从工具性和生理性的角度加以定义。借用新近的研究成果,克拉里指出,“很多人夜里醒来一次或多次查看短信或数据,这种人的数量在大幅增长。……开机/关机的对立逻辑过时了,以至于没有什么能够彻底关机,也不存在真正的休息”。
真正的睡眠永远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是人的自然生命节律的一部分。在人类生命与不可阻挡的现代化进程之间,只能达成有限的和谐。但在资本眼里,不存在无法被改变的自然。如果新的药物可以让人连续工作100个小时,为什么要反对呢?“如果能更灵活地安排睡眠以及减少睡眠时间,难道不正是赋予我们更多的个人自由,使我们有能力追随自己的需要和欲望来生活吗?睡得更少不就使我们有更多时间‘尽情享受生活’吗?”“在全球化论者的新自由主义范式里,只有失败者才睡觉。”
注意力就是一切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近代史就是一部注意力不断被资本收割的历史。从十九世纪开始,伴随着新的成像工业的出现,人类长期以来的“视觉-梦幻”二元平衡逐渐发生倾斜。从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对人类视觉特征的研究大幅上升,知觉经验与技术的联姻,催生了一批新型的视觉消费者——从诡盘、西洋镜到电影。
与此同时,梦与幻想的疆域被不断地压缩,尤其是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将所有的梦都视为对被压抑的愿望的失真、伪装的表达,这无疑是对做梦经验之无限丰富性的巨大简化。然而,多数西方文化轻而易举地就接受了这一观点,这恰恰证明,梦(或许也包含白日梦)的价值在二十世纪呈现出不断贬值的趋势。对此,克拉里援引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在行将就木之时的一段评论,在这位智者看来,整体的人类文明危在旦夕:
人类正在失去一个基本天赋,这天赋就是闭上眼睛就把视域聚集起来的能力。
这种能力正是人类进入梦与幻想之境的关键。事实上,完整的睡眠还包含睡前那段间歇——你醒着躺在床上,周围一片漆黑,等待着不知何时意识如你所愿一点点丧失。在这段悬搁起来的时间里,你会看到一连串不均匀的分散的焦点,和不断变换的注意力,白天失效或被忽略的知觉能力都恢复了过来。白天摄入的东西会在睡觉时代谢掉:药物、酒精和所有使用触屏时产生的残留物;还可以排泄掉把人淹没的各种负面情绪,诸如焦虑、恐惧、怀疑、觊觎、朝不保夕的忧虑或一夜暴富的妄想。
克拉里指出,1815年后的欧洲艺术家和诗人开始领悟到睡眠的巨大价值,“比如,雪莱和科贝特二人明白,睡眠是另一种形式的历史时间——它从白天的世界退场与明显的被动性同时包含着对于生存的不安和焦虑,这对于一个更公正、更平等的未来的发生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资本关注的只有永恒的利益。1990年代末,谷歌还只是一家成立不到一年的民营小公司,它未来的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博士就很清楚地知道时势一片大好,这项商业冒险将大有作为。他宣称,他所命名的“注意力经济”就是二十一世纪的代名词,那些能够成功地持续吸引、控制最大数量“眼球”的公司将会称霸全球。
不得不说,施密特深刻的洞察力和前瞻性是无与伦比的。然而,人类的时间是有限的,企图被推销出去的“内容”却是无限的,两者的比例极不相称,这导致后来像谷歌、Meta、百度、腾讯等这样的互联网巨头展开激烈竞争,企图占有或控制人们每天醒着的每一分钟。如今,这个崭新的世纪已经过去了1/4,注意力经济的君临天下让人们醒着的时间不断变长。换言之,梦与幻想的疆域已经所剩无几。
今天,我们被形形色色的电子产品所包围,从电脑到电视,从智能手机到iPad,从运动手环到VR眼镜。它们的功能虽然五花八门,但其使用往往遵循同一套强有力的习惯模式,那就是需要时刻保持注意力以及自动做出反应。在这种习惯性的重复里,许多人明知那种自我救赎的希望是虚假的,还对此不依不饶,好像多点击一次鼠标,再滑动一下触屏就会别有一番天地,似乎就能逃离那令人窒息的单调乏味。
就这样,所有的闲暇、幻想或白日梦都没有了容身之地,就像克拉里写的那样:“在24/7式的环境里,有一种方式让我们变得无力,即我们失去了做白日梦或任思绪游荡进行自我反省的能力,本来在缓慢的空闲时间里,它们都是可以发生的。……所有类似幻想的东西与强调效率、功能和速度的体制要求之间,都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最后的堡垒
近代以来,资本以其无坚不摧的伟力攻克了一个个坚固的堡垒,尤其通过与技术的联姻更是如虎添翼。随着十九世纪初蒸汽机车的发明,资本一举攻克了交通的堡垒,让商品在世界范围内流通并建立市场成为了可能,并为消费主义社会的到来奠定了基础。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突破,资本对空间的征服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看看如今极为高效而庞大的全球物流体系就知道了),这让它将目光瞄准了人类的时间这块大蛋糕。
然而,由于睡眠本质上不能带来经济效益,而且人不得不睡觉是由内在生命节律所决定,这给生产、流通和消费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因此,人类的睡眠必然与24/7体制的要求相冲突。
是的,资本从我们手中窃取时间,但睡眠将这一过程毫不妥协地加以拦截。大多数看似不能被消灭的基本生理需要,比如饥饿、口渴、性欲乃至对爱情和友情的需要,都已经被重新改造,转化成了商品。睡眠的存在意味着,有的人类需求和间隔时间是不能被资本彻底占据的。
尽管如此,资本面对这一巨大的利益诱惑,依然绞尽脑汁想从睡眠中榨出更多的油水,对睡眠的侵蚀和剥夺几乎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1980年代以后,伴随着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扩张,二战后建立起来的西方福利国家体系瓦解了,“随着控制式或调和式的资本主义模式在欧美的崩溃,休养生息就不再有存在的必要了”。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电子商务和网络消费的兴起,24小时全天候的消费成为了可能,这让睡眠危机蔓延至世界各地。996甚至007成了许多都市白领的工作常态,无间歇、无极限的工作观念被认为是合理的。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不管在家里还是旅游的路上,你都随时可能进入工作的状态。甚至众多盛大的互联网消费节日,一般都是从午夜12点开始,这本身就充满巨大的象征意义。资本培育人们养成“睡得越少、消费越多”的生活方式。就这样,睡眠成为资本集中火力所要攻克的最后的堡垒。
如今,睡眠正被构建成一种稀缺资源,一种需要购买才能得到的商品。大量治疗失眠和改善睡眠的药物,充斥着各种药店和购物网站,各种与睡眠相关的APP和“陪睡”经济也随之兴起,并逐渐发展成一个5000亿美元规模的庞大市场。与之相对应的是,清醒也成了一种需要购买的商品。各种含兴奋剂的饮品和食品,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市场空间。每天早上一杯快冲咖啡,迅速成为席卷全球的消费时尚。人们不仅越来越清醒,也越来越亢奋。这种失眠和亢奋的交替状态,加速了抑郁症的全球蔓延,而这又创造了新一轮巨大的商机。
辩证地看,一方面,我们见证了睡眠在与资本主义搏斗中的惨败,这种惨败是人类在现代性面前彻底屈服的表现。但另一方面,睡眠作为人的基本的生命需求,并不能完全被资本所吸纳和“殖民”,这意味着睡眠中蕴含着一种抵抗潜能。
185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写道:“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因此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比如交通运输手段,对资本尤其重要,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睡眠是‘最后一种自然障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节节败退的睡眠仍是人类最后的倔强,以及永远无法被彻底攻克的堡垒,就像克拉里在全书结尾处所希冀的那样:
有可能——在许多地方,在许多不同的状态下,包括幻想或白日梦里——想象一个没有资本主义的未来是以睡梦为开端的。这意味着睡眠是一种彻底打断,拒绝全球资本主义无以复加的重量。也意味着在睡眠这个日常生活中最平凡无奇的地方,可以一再上演更重要的开端和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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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背后隐藏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可怕观念:睡眠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被视为“无用功”——它既不能创造经济价值,也无法提高生产力,因此被视为懒惰和缺乏进取心的象征。在某些行业,熬夜甚至成为衡量员工努力程度的标准。
在《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以下简称《24/7》)一书中,美国著名艺术史家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向世人描绘了这样一个睡眠被资本谋杀的世界:这个24/7的新模式意味着一切有节奏韵律的、绵延的时间感被消灭了,随之而来的白天与黑夜、工作与休闲、公共与私人间的界限被抹除,朝向未来的纽带也被切断,一切都是当下,只有当下——我们仿佛生活在一个乔伊斯的世界里,没有普鲁斯特,也没有卡夫卡。
这个星球被重新想象成了一个永不停息的工作场所或一个永不打烊的购物商场,里面有无穷无尽的商品供你精挑细选,给人无限光明的幻觉。在无眠的状态里,生产、消费和废弃没有片刻停歇,大大加速了生命的消耗和资源的枯竭。可悲的是,这一切不是科幻小说中的虚构,而是如今人类境况的真实图景。
睡眠=失败?
在电影《阿飞正传》里有句台词:“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能够一直飞呀飞,飞累了就在风里面睡觉,这种鸟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亡的时候”。《24/7》正是开篇于这样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案例:北美西海岸有一种叫白冠雀的候鸟,它们在迁徙中可以长达7天不眠不休。美国国防部投入巨资研究这种鸟类,以期让士兵达到不眠不休仍保持身体机能良好、斗志昂扬的状态。对此,克拉里写道:“无眠战士之后就会有无眠工人或无眠消费者。医药公司大力推销的不眠产品将会首先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而最终会变成大多数人的生活必需品。”
其实,从亚里士多德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格局中,睡眠的位置一直是相当稳定的。但随着现代性的演进,逐渐有人认识到睡眠与强调生产力和理性的现代观念不兼容。从十七世纪开始,睡眠的地位出现松动。笛卡尔、休谟和洛克仅仅是众多诋毁睡眠的哲学家的个别代表,理由是睡眠无助于人们运用理智或求知。
在那些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中,意识和意志占据优先地位,功利性、目的性和利己的能动性之类的概念备受推崇。与之相比,睡眠失去了价值。休谟的《人性论》开篇指出,“睡眠与狂热和疯癫一道构成了人类追求知识的障碍”。后来,法国军事天才拿破仑(据说一天只睡3~4个小时)也加入了诋毁睡眠的队伍,他曾说:“男人睡6小时,女人睡7小时,蠢材睡8小时。”
到十九世纪中叶,睡眠与清醒间的不对等关系开始变成高低等级的差异,人们认为睡眠会使人退化到更低级、更原始的模式中去,“抑制”了更高级、更复杂的大脑活动。作为十九世纪思想家中的异类,叔本华颠覆了这个等级秩序,认为人类只有在睡眠中才能把握住存在的“真正核心”。
然而,这种摆脱了理性主义思维框架的声音还是显得十分微弱。到十九世纪下半叶,随着人工照明技术的革命性进展,夜班工作制在世界范围内开始推行,资本对黑夜和睡眠的占领从此变得更加放肆。更不消说,进入二十世纪后,电影、电视和娱乐业的兴起让整个黑夜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夜晚的世界如同打开的潘多拉魔盒。对此,克拉里出示了一组令人触目惊人的数字:
如今北美成年人平均每晚睡大约6.5个小时,上一代人睡8个小时,二十世纪初的人则要睡10个小时(尽管难以置信)。
其实,这组数字扩展到全世界范围内同样适用。如今,40%的中国人工作日睡不满7小时。即使是2024年全球人均睡眠时间排名第一的新西兰,也只有7小时27分。谚语“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睡觉”,正在离这个星球上的人们越来越远。睡眠如今不再被看作是必然的或自然的经验。相反,它被看作一种可变的功能,但也可以被控制,与很多其他事物一样,只能从工具性和生理性的角度加以定义。借用新近的研究成果,克拉里指出,“很多人夜里醒来一次或多次查看短信或数据,这种人的数量在大幅增长。……开机/关机的对立逻辑过时了,以至于没有什么能够彻底关机,也不存在真正的休息”。
真正的睡眠永远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是人的自然生命节律的一部分。在人类生命与不可阻挡的现代化进程之间,只能达成有限的和谐。但在资本眼里,不存在无法被改变的自然。如果新的药物可以让人连续工作100个小时,为什么要反对呢?“如果能更灵活地安排睡眠以及减少睡眠时间,难道不正是赋予我们更多的个人自由,使我们有能力追随自己的需要和欲望来生活吗?睡得更少不就使我们有更多时间‘尽情享受生活’吗?”“在全球化论者的新自由主义范式里,只有失败者才睡觉。”
注意力就是一切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近代史就是一部注意力不断被资本收割的历史。从十九世纪开始,伴随着新的成像工业的出现,人类长期以来的“视觉-梦幻”二元平衡逐渐发生倾斜。从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对人类视觉特征的研究大幅上升,知觉经验与技术的联姻,催生了一批新型的视觉消费者——从诡盘、西洋镜到电影。
与此同时,梦与幻想的疆域被不断地压缩,尤其是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将所有的梦都视为对被压抑的愿望的失真、伪装的表达,这无疑是对做梦经验之无限丰富性的巨大简化。然而,多数西方文化轻而易举地就接受了这一观点,这恰恰证明,梦(或许也包含白日梦)的价值在二十世纪呈现出不断贬值的趋势。对此,克拉里援引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在行将就木之时的一段评论,在这位智者看来,整体的人类文明危在旦夕:
人类正在失去一个基本天赋,这天赋就是闭上眼睛就把视域聚集起来的能力。
这种能力正是人类进入梦与幻想之境的关键。事实上,完整的睡眠还包含睡前那段间歇——你醒着躺在床上,周围一片漆黑,等待着不知何时意识如你所愿一点点丧失。在这段悬搁起来的时间里,你会看到一连串不均匀的分散的焦点,和不断变换的注意力,白天失效或被忽略的知觉能力都恢复了过来。白天摄入的东西会在睡觉时代谢掉:药物、酒精和所有使用触屏时产生的残留物;还可以排泄掉把人淹没的各种负面情绪,诸如焦虑、恐惧、怀疑、觊觎、朝不保夕的忧虑或一夜暴富的妄想。
克拉里指出,1815年后的欧洲艺术家和诗人开始领悟到睡眠的巨大价值,“比如,雪莱和科贝特二人明白,睡眠是另一种形式的历史时间——它从白天的世界退场与明显的被动性同时包含着对于生存的不安和焦虑,这对于一个更公正、更平等的未来的发生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资本关注的只有永恒的利益。1990年代末,谷歌还只是一家成立不到一年的民营小公司,它未来的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博士就很清楚地知道时势一片大好,这项商业冒险将大有作为。他宣称,他所命名的“注意力经济”就是二十一世纪的代名词,那些能够成功地持续吸引、控制最大数量“眼球”的公司将会称霸全球。
不得不说,施密特深刻的洞察力和前瞻性是无与伦比的。然而,人类的时间是有限的,企图被推销出去的“内容”却是无限的,两者的比例极不相称,这导致后来像谷歌、Meta、百度、腾讯等这样的互联网巨头展开激烈竞争,企图占有或控制人们每天醒着的每一分钟。如今,这个崭新的世纪已经过去了1/4,注意力经济的君临天下让人们醒着的时间不断变长。换言之,梦与幻想的疆域已经所剩无几。
今天,我们被形形色色的电子产品所包围,从电脑到电视,从智能手机到iPad,从运动手环到VR眼镜。它们的功能虽然五花八门,但其使用往往遵循同一套强有力的习惯模式,那就是需要时刻保持注意力以及自动做出反应。在这种习惯性的重复里,许多人明知那种自我救赎的希望是虚假的,还对此不依不饶,好像多点击一次鼠标,再滑动一下触屏就会别有一番天地,似乎就能逃离那令人窒息的单调乏味。
就这样,所有的闲暇、幻想或白日梦都没有了容身之地,就像克拉里写的那样:“在24/7式的环境里,有一种方式让我们变得无力,即我们失去了做白日梦或任思绪游荡进行自我反省的能力,本来在缓慢的空闲时间里,它们都是可以发生的。……所有类似幻想的东西与强调效率、功能和速度的体制要求之间,都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最后的堡垒
近代以来,资本以其无坚不摧的伟力攻克了一个个坚固的堡垒,尤其通过与技术的联姻更是如虎添翼。随着十九世纪初蒸汽机车的发明,资本一举攻克了交通的堡垒,让商品在世界范围内流通并建立市场成为了可能,并为消费主义社会的到来奠定了基础。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突破,资本对空间的征服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看看如今极为高效而庞大的全球物流体系就知道了),这让它将目光瞄准了人类的时间这块大蛋糕。
然而,由于睡眠本质上不能带来经济效益,而且人不得不睡觉是由内在生命节律所决定,这给生产、流通和消费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因此,人类的睡眠必然与24/7体制的要求相冲突。
是的,资本从我们手中窃取时间,但睡眠将这一过程毫不妥协地加以拦截。大多数看似不能被消灭的基本生理需要,比如饥饿、口渴、性欲乃至对爱情和友情的需要,都已经被重新改造,转化成了商品。睡眠的存在意味着,有的人类需求和间隔时间是不能被资本彻底占据的。
尽管如此,资本面对这一巨大的利益诱惑,依然绞尽脑汁想从睡眠中榨出更多的油水,对睡眠的侵蚀和剥夺几乎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1980年代以后,伴随着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扩张,二战后建立起来的西方福利国家体系瓦解了,“随着控制式或调和式的资本主义模式在欧美的崩溃,休养生息就不再有存在的必要了”。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电子商务和网络消费的兴起,24小时全天候的消费成为了可能,这让睡眠危机蔓延至世界各地。996甚至007成了许多都市白领的工作常态,无间歇、无极限的工作观念被认为是合理的。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不管在家里还是旅游的路上,你都随时可能进入工作的状态。甚至众多盛大的互联网消费节日,一般都是从午夜12点开始,这本身就充满巨大的象征意义。资本培育人们养成“睡得越少、消费越多”的生活方式。就这样,睡眠成为资本集中火力所要攻克的最后的堡垒。
如今,睡眠正被构建成一种稀缺资源,一种需要购买才能得到的商品。大量治疗失眠和改善睡眠的药物,充斥着各种药店和购物网站,各种与睡眠相关的APP和“陪睡”经济也随之兴起,并逐渐发展成一个5000亿美元规模的庞大市场。与之相对应的是,清醒也成了一种需要购买的商品。各种含兴奋剂的饮品和食品,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市场空间。每天早上一杯快冲咖啡,迅速成为席卷全球的消费时尚。人们不仅越来越清醒,也越来越亢奋。这种失眠和亢奋的交替状态,加速了抑郁症的全球蔓延,而这又创造了新一轮巨大的商机。
辩证地看,一方面,我们见证了睡眠在与资本主义搏斗中的惨败,这种惨败是人类在现代性面前彻底屈服的表现。但另一方面,睡眠作为人的基本的生命需求,并不能完全被资本所吸纳和“殖民”,这意味着睡眠中蕴含着一种抵抗潜能。
185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写道:“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因此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比如交通运输手段,对资本尤其重要,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睡眠是‘最后一种自然障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节节败退的睡眠仍是人类最后的倔强,以及永远无法被彻底攻克的堡垒,就像克拉里在全书结尾处所希冀的那样:
有可能——在许多地方,在许多不同的状态下,包括幻想或白日梦里——想象一个没有资本主义的未来是以睡梦为开端的。这意味着睡眠是一种彻底打断,拒绝全球资本主义无以复加的重量。也意味着在睡眠这个日常生活中最平凡无奇的地方,可以一再上演更重要的开端和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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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星欧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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