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全球经济格局中，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以来被视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繁荣的重要力量。然而，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里奥在2019年撰写的这篇文章中指出，美国这台资本主义经济机器出现了诸多严重问题，且在疫情期间及后疫情时代加速恶化，资本主义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已面临失效的困境。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美国：贫富差距与社会问题凸显

收入与财富差距悬殊

达里奥通过将经济体按收入水平划分为前40%和后60%人群，清晰地展现了美国社会存在的巨大贫富差距。自1980年以来，收入底层60%的壮年劳动者实际收入（经通胀调整后）几乎停滞不前，而收入前10%群体的收入翻了一番，顶层1%群体的收入更是增长了两倍。子女成年后收入超过父母的比例从1970年的90%降至如今的50%。目前，前1%人口的财富总量超过了后90%人口的总和，前40%人群的平均财富是后60%人群的十倍以上，且这一差距较1980年显著扩大。这种财富鸿沟与1935 - 1940年期间相似，而那个时期给大多数国家带来了内外冲突频发的时代。

社会流动性与教育问题

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如今成为发达国家中最差的国家之一。父亲收入处于最低四分之一的人，有40%的机会留在该四分之一，只有8%的机会进入最高四分之一。在教育方面，美国虽拥有少数优秀大学，但整体人口在给定教育水平的标准化考试中，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得分较低。以PISA测试成绩为例，美国在发达国家中排在最后15个百分点左右，低于除意大利和希腊以外的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高贫困学校的PISA测试成绩比富裕学校低25%左右，且在师资短缺、学前教育、儿童贫困家庭支持等方面表现不佳。这些教育问题导致学生学业成绩差，生产力低下，进而收入低，成为社会的经济负担。

家庭结构与健康问题

家庭结构的削弱对美国社会产生了负面影响。1960年，73%的儿童与从未离婚的已婚父母生活在一起，而2014年，生活在没有双亲的家庭中的儿童比例达到38%。教育水平低和低收入家庭的家庭支持更少，父母教育程度低于高中的孩子不生活在父母双方已婚家庭中的比例较高。同时，美国监禁率几乎是其他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五倍，是新兴国家的三倍。被监禁的经历使找工作变得更加困难，抑制了收入，形成了不良循环。此外，美国底层60%的过早死亡人数增加，收入最低的20%的男子预期寿命比收入最高的20%的男子少10年，药物/中毒死亡人数和自杀人数增加，健康状况不佳的人群比例较高，且因费用推迟治疗的比例翻倍。

资本主义制度失效的原因

利润追求与资源分配失衡

达里奥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并非完全失败，但在当前的运作方式下，对大多数人产生了不利影响。对利润的追求促使人们和公司制定政策和开发技术来降低人力成本，这使得公司运行更有效率，但伤害了被技术取代的人。同时，追求更大利润和更高公司效率导致公司在其他国家生产，以外国工人取代美国工人，对美国工人的收入不利。全球化虽然让外国卖家和美国买家受益，但对与美国公司和工人竞争产生了负面影响。

金融资产价格与贫富分化

中央银行印钞和购买金融资产以应对2008年债务危机和刺激经济增长，推高了金融资产的价格，使得拥有金融资产的人相对于没有金融资产的人更富有。金融资产的卖方（富人）因资产价格上涨而更富有，更有可能购买金融资产，而大多数穷人因信誉较差难以获得金钱和信贷。投资资金过剩追逐投资，导致大多数人极度缺钱，钱被堵在了顶端。

政策制定与资源分配不合理

政策制定者过于关注预算，而不是投资回报。从预算角度看，不花钱教育孩子可能看似节省开支，但从投资角度看，这是愚蠢的，因为教育程度低的人会给社会带来诸多成本。财政保守主义者和财政自由主义者在资金使用上难以达成共识，无法集中精力实现良好的“双底线”投资回报（既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又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拯救资本主义的建议

高层领导与两党合作

达里奥认为，要改变现状，需要有来自国家高层的强大力量，宣布收入/财富/机会差距是国家紧急情况，并承担责任重新设计系统。他建议成立一个两党委员会，将来自不同社区的熟练人员聚集在一起，提出重新设计系统的计划，同时更好地分割和增加经济蛋糕，并展示如何筹集资金以及合理使用资金以产生良好的双底线回报。

明确指标与问责制

在管理公司时，达里奥强调清晰指标的重要性，通过明确指标显示负责人的工作表现，并根据指标变化进行奖励和惩罚，以产生问责制和反馈循环。他建议将这种责任落实到个人层面，鼓励个人成为社会的净贡献者。

资源重新分配

为了改善绝大多数人的福祉和生产力，达里奥提出了一系列资源重新分配的建议。包括建立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审查和投资双底线项目，并根据社会和经济绩效结果进行评判；通过税收筹集资金，如对污染和健康不良原因征税；从顶层筹集更多资金，用于帮助中间和底部的人，提高经济整体生产力水平；建立最低标准的医疗保健和教育，提供给那些无法照顾自己的人。

协调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由于资金在顶层受阻，央行放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能力有限，达里奥认为财政政策必须与货币政策更加协调，在保持联邦独立性的同时，刺激经济增长，减少量化宽松对扩大贫富差距的影响，将货币和信贷从储蓄倾向较高的人手中转移到消费倾向较高的人手中。

未来展望与风险

达里奥指出，当前美国正处于关键时刻，最大的问题是如何相互相处，而不是其他制约因素。有足够的资源可以应对风险，创造更加平等的机会并提高生产力，但最大的担忧是双方僵持不下，导致资本主义要么被放弃，要么无法进行改革。未来两年内，美国等多个国家将举行具有决定性的选举，选举结果将对如何处理冲突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影响资金流动和大多数人的相对实力。他最大的担忧是右翼民粹主义者或左翼民粹主义者掌权和产生冲突，对政府运作、经济和国际关系产生不利影响，而理性的各方能否共同合作改革体制，使其对大多数人都有效，将是决定未来走向的关键。